邏輯，指的是思維的規律和規則，是對思維過程的抽象。邏輯學是研究思維規律的學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它列為7門基礎學科中的第二門，僅次於數學，《大英百科全書》把它列為5門基礎學科之一，可見邏輯學的重要性。
邏輯能夠對人的思維起到規範作用，讓人的思維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對世界的認識更加正確，對問題的處理也會更加合適。
遺憾的是，邏輯學在中國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在中學時，涉及極少。在高校中，也主要是文科的學生在學。很多人感覺邏輯學不過是文科中的一個科目罷了，沒有必要大家都學。這是錯誤的認識，邏輯學應該從高中就開始學，而邏輯思維則應該從小學就開始訓練。
對邏輯學教學的忽視造成多數中國人缺乏基本的邏輯常識，更缺乏基本的邏輯思維的訓練，造成了中國人抽象邏輯思維能力相對較差。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而然地就會，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維習慣來思考。其思考的結論只是根據某些經驗，通過不完全歸納、簡單類比等思維方法得出，其結論往往是不真實的。
由於邏輯知識和邏輯訓練的缺乏，中國人的思維在邏輯上具有不少缺陷，這給我們帶來了很多不利影響。我們社會生活中的邏輯混亂現象非常嚴重，即使是一些學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間，首都10多家主流媒體紛紛在顯著位置以醒目標題報導了10位著名邏輯學家和語言學家發出的強烈呼籲：社會生活中邏輯混亂和語言失范現象令人擔憂。筆者在這裡談一些常見的邏輯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維的基本單位。明確概念是判斷與推理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來的判斷和推理就也就很難保證其正確性。
中國人不善於，或者說是不屑於去辨析概念，中國人對於概念的定義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國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個明晰、全面、準確、嚴格的定義？幾乎沒有。中國的哲學家極少下定義，儒家講仁？什麼是仁？眾說紛紜。老莊講道，什麼是道？沒有定義。《墨子》中有一點，有對「同」、「異」等抽象概念的定義，非常難得，墨子很偉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馮友蘭先生說：「蓋一名必有一名之定義，此定義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同樣的一個詞，可以表達或者說是對應多個不同的概念。討論問題之前，必須首先弄清這個詞所表達的概念的定義，即一個概念的內涵。概念不清，那麼圍繞這個概念的一切討論都會變得混亂甚至沒有意義。辨析概念是邏輯思維中判斷與推理的基礎，概念不清，判斷與推理就難以進行；即使進行，也可能會產生錯誤的或是模糊的結論。
當人們討論某個問題的時候，首先對於所討論問題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對於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麼後面的問題的就沒法討論了，討論下去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談的是不同的東西。
舉個簡單的例子，幾個人討論馬。第一個人說，我見過一匹10000斤重的馬。第二個人說，我見過一匹10釐米長的馬。第三個人說，你們是開玩笑吧，哪裡有重達萬斤的馬？更不會有10釐米長的馬！第一個人回答道：「我說的是河馬！」第二個人回答道：「我說的是海馬。」正是因為他們對「馬」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觀點，這樣的討論又有什麼意義呢？當然，海馬和河馬都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馬，此處只是舉個容易理解的例子。
再如范偉的的一個小品《賣車》中有一個腦筋急轉彎題，問：「你家的狗為什麼不生跳蚤？」范偉回答說是因為講衛生，而正確答案卻是：「因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別的玩意兒來！」范偉說：「你說是出生的生啊！」這個問題也是概念的問題，范偉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說的是「出生」的生，雖是同一個字，但是表達的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許多腦筋急轉彎都是通過概念的轉換來迷惑人的。我國的燈謎，大多也是靠著偷換概念來實現。
趙本山的小品《不差錢》中用了「屁精」一詞，引起了社會學家李銀河的質疑，因為這個詞有兩個不同的含義，一是指善於拍馬屁，二是指同性戀。理解不同，對小品的評價也就有了不同。
再如，我們討論美女的時候，一個人說這個女孩好漂亮，另一個人說一般情況，又有一個人說根本就是個恐龍嘛！之所以產生這種差別，因為在他們心中，美女的標準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標準來討論，這種爭論是不會有結果的。
所以，我們在生活學習中的一些爭論，往往各說各理，誰都不服氣，雖然大家說的是同一個詞語，但是對這個詞語的理解卻千差萬別。即這同一個詞語，表達的卻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討論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個話題，怎麼會有結果呢？當然，對於一些常用的詞語，我們應該按約定俗成的理解來討論。
而在國家政策方針、法律、規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亂將會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產生違法犯罪行為，給國家人民帶來損失；或者造成執行者無所適從，執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們的行政區劃體制中，「市」便是一個不倫不類的詞。一般來說，城市指的是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業人口集聚為主要特徵的居民點。而在我國，由於實行的是市管縣的制度，作為行政區的城市，實際上是既有城市又有農村的地區，很多所謂的城市其農業人口還要多於城市人口，是實際上的名實不符。這種名實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響，在城市規劃和經濟社會發展上出現了不少偏差。
比如說「上海市」這個詞，作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為直轄市行政區的上海市是兩個概念。作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區，作為直轄市則包括郊縣。理解不同，做各種研究的時候，結論就不同。所以我國的直轄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個即有城市又有農村的省級行政區。所謂重慶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無稽之談，照這樣說，中關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轄市當成城市來看，當成城市來研究、規劃、制定政策，就會產生很多錯誤認識。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區很擁擠，但如果用直轄市的人口和直轄市的面積來算，則小於很多同級別的國際都市。
在這種行政體制下，作為直轄市近郊的郊區便會無所適從。是城市還是農村？應該把建設重點放在哪兒？是放在離市區近的地方，還是放在傳統縣城？或是另建新城？結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像農村，缺乏長遠建設規劃，土地人力財力等資源嚴重浪費。沒有自己的中心城區，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應不能發揮。上海市嘉定區就是一個例子。幾十年來，嘉定的建設中心便是多變的、分散的，嘉定鎮是老縣城，後來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現在開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鎮又新建了安亭新鎮，南翔鎮、江橋鎮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區，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從二十年前就能確定一個建設中心，現在嘉定早就發展成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區都處於這種尷尬的狀況之中。
在中國的很多法律法規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則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們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不斷地出台司法解釋，全國人大不斷出台立法解釋，就是為了填補法律的漏洞，對某些概念和條文做出更為清晰明確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釋這樣的嚴重損害法律嚴肅性的情形並不少見。
再看一個醫院亂收費的報導。據《楚天都市報》2009年10月29日報導，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人民醫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諮詢費」、「疾病健康教育費」。當遭到群眾質疑時，醫院領導拿出了上級的文件，說明可以收取這個費用。確實，黃岡市衛生局有相關的文件，但問題就出在這個文件上。文件只規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麼是「健康諮詢」？什麼是「疾病健康教育」？卻沒有具體的概念界定，這就留下了漏洞，醫院就可以隨意地理解這個概念並收費。正如該醫院護士所說，「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們平時對你說的話。」「健康諮詢」就是患者向護士詢問的話。按這種理解，他們就是收費有理。實際上，像這家醫院這樣收費的絕不是個別現象，很多醫院都在鑽這個空子。這個事件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制度制定者沒有明確相關概念的內涵。
陳志武在《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一書中講過這樣一件事，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提出的很多條款都是籠統和模糊的，比如：美國應該為中國培養更多的管理人才。這句話作為合同協議條款怎麼理解呢？什麼叫「應該」？什麼叫「更多」？什麼叫「管理人才」？怎麼樣算「培養」？每一項都是模糊的，是無法明確的，雙方都難以執行，美國完全可以不認賬，「應該」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國家可以用「經驗不足」來作為藉口，但其實是思維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嚴謹的法治思維，概念模糊。而這些參加談判的都是中國的精英、專家，連這些人的思維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別說其他了。而反觀美國提出的條款，則要明確、嚴密得多。
二、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
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的差別，常常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又由於中國人的集體觀念比較強，批評某個集體對於中國人來說就等於批評個人。對群體的批評常會造成中國人之間窩裡鬥，地域之間、貧富之間、職業之間，互相攻擊，這就是因為沒有分清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
實際上，當我們說某個集合概念有某種特徵時，並不能得出這個集合中的每個個體都有這種特徵的結論。當我們說某個群體具有一個特點的時候，不代表這個群體中的每一個個體都具有這個特點。比如說，我們說南方人善於做生意，這裡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個南方人都善於做生意。再如說山東人長得比較高大，這裡的「山東人」也是集合概念，並不能證明每個山東人都長得高大。再如「中國人老是窩裡鬥」、「中國人缺乏思辨力」這樣的命題，這裡的「中國人」是集合概念，並不說明每個中國人都是如此。「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是集合概念，並不能得出每個中國人都醜陋的結論。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別。有不少人認為談論中國人的缺點時應該說成是「有的中國人……」這是沒有道理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其實這種人主要是心胸問題，心胸狹礙，他不能忍受別人的批評，只喜歡聽別人的表揚，當別人誇獎中國人的時候，他不會要求在「中國人」前面加上「有的」。
黎鳴先生寫過《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國人很不滿，說按照黎鳴的觀點，黎鳴也很愚蠢，因為他也是中國人。這就是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沒有分清，這裡的「中國人」是集合概念。
同樣，筆者在本書中大談中國人的思維缺陷及劣根性，這裡的「中國人」同樣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個中國人都是如此。
集合概念是與非集合概念相對的，反映由同類分子有機構成的集合體的概念。如：「中國共產黨」、「森林」。在某一思維對象領域，思維對象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種是同類分子有機結合構成的集合體，另一種是具有相同屬性對象組成的類。對象集合體與對象類的根本區別是：集合體的性質，構成集合體的個別對象不必然具有；對象類具有的性質，組成類的個別對象必然具有。
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分別是對思維對象集合體、對象類的反映。集合體的根本特徵，決定集合概念只反映集合體，不反映構成集合體的個體。如中國共產黨是由千萬個中共黨員構成的集體，概念「中國共產黨」只反映黨的整體，不能說個別黨員是中國共產黨。
在不同場合，同一語詞可以表達集合概念，也可以不表達集合概念。如：「人」，在「人是由猿轉化而來的」這一判斷中，「人」是集合概念，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由猿轉化的性質；在「張三是人」這一判斷中，「人」是非集合概念，表示人這一類動物或其中一分子。區別某個語詞是否表達集合概念，須結合語言環境而定，即需要把某一領域的每一個對象與概念反映的性質聯繫起來考察。準確區分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有助於避免犯混淆概念的邏輯錯誤。
三、類比推理
我們常說的一些諺語，比如「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等等，都是用的類比推理，這些話真的很有道理嗎？
類比推理是根據兩個（或兩類）相關對象的某些屬性相同或相似，從而推出它們在另外的屬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類比推理的結論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為相比較的兩類事物本來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只是人類通過思維將它們聯繫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誠推出人也應該忠誠，人和狗是不同的動物，怎麼能確定有一樣的品質呢？
我們這裡的類比僅指在議論中的類比推理，而不是指語法學上的修辭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學者，把類比當成中國人的一個思維特點，甚至認為是中國人的優勢。類比能夠形象生動地說明問題，具有很強的文學性，能將深奧的道理轉變成簡單的道理。中國人愛用類比，先秦諸子的議論文中，大量的使用類比推理的手法來論證自己的觀點。荀子《勸學》是連篇類比，莊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後來的作家們繼承了這個傳統。類比的運用確實讓中國古代的許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橫生，意境優美，給人以想像的空間，可讀性極強。
類比是一種人類自然產生的推理方法，不需專門訓練就能掌握，人人都會類比，它來自於人類大腦的聯想活動,當人們看到一個事物有某個特點時，便會想到與它同類的事物也會有相同的特點。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會毒死人，因為人和狗都是動物，而且是哺乳動物。
西方人也會用類比，我並不認為中國人在使用類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國人之所以使用類比，是因為他們思辨能力差，不善於純粹地說理，不善於運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為西方的邏輯學產生的早，他們很早就意識到了類比推理結論的或然性（不確定性），所以，他們在一些討論中就會有意地去避免類比。而在和專業知識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較低的人談話時，他們也不得不用類比，不然人家聽不懂。
類比雖然是一種或然性的推理，但其價值仍然不可忽視，在科學研究中，可以用類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說，這些假說如果以後得到了實踐的驗證，即成為了科學結論。
在周星馳的電影《審死官》一開始，水師提督之子賓少爺的狗阿才咬了肉販，肉販將狗打跑，結果賓少爺要求肉販賠償他300兩銀子；而狀師宋世傑則讓自己的僕人咬了賓少爺，被賓少爺打跑，宋世傑按照賓少爺的邏輯類比推理，要求賓少爺賠自己1000兩銀子。後來，富商的兒子打死人，宋世傑也是用類比推理的方法為富商之子辯護，這種詭辯方法歪曲了事實。他當堂踢打兇手，兇手沒有死，如果幾年後死了與此無關；而兇手也沒有當場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傑用這個類比說明被害者的死與兇手無關，毫無疑問，他的邏輯是荒唐的。
值得中國人注意的是，中國人在生活中使用類比時，經常會忘記了類比推理的或然性，經常把類比的結論當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亂比一氣，其實是沒有說服力的，是不可能說服別人的，只能顯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談到取消戶口管制、自由遷徙問題，有人就說，那全世界為什麼不能自由遷徙？美國應該打開國門，讓外國人自由遷入。這種說法混淆了國際關係與國內關係的不同。
再比如，對於移民到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中國人，或者經常批評中國現狀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諺語來教育他們要愛國：「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但這種思維是有問題的，這個推理是站不住腳的，孩子和狗是兩回事情，國民和狗之間的差別則更大。狗不嫌家貧和母子關係、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沒有什麼可比性，硬把他們歸在一類，其實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貧都是沒有道德內涵的詞語，如果是一個虐待兒童的惡母呢，還能要求孩子愛她嗎？如果養狗的是一個殘忍無情的屠夫呢，狗難道不能嫌嗎？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多流傳久遠的成語、諺語都是用類比的方式。如「無風不起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等等，這些說法同樣是有問題的，是不能把它們當成真理的。無風也會起浪，印度洋海嘯的浪大吧，不是風引起的；蒼蠅也會叮無縫的蛋，只需給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許多人正是通過造謠生事來詆毀別人的。
《中國不高興》一書中有言：「俄羅斯就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人是老黃瓜刷了綠漆，其實在本質上都是老黃瓜，半斤八兩。」簡單地以老黃瓜類比國家，不僅是不能證明任何問題，而且語意模糊。
過多的類比說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維能力比較差，不善於通過概念、判斷、推理等形式進行論證，離開了明顯的形象，他們便不會思考；不用類比，他們便不知道如何去說明一個道理。
四、二元思維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學演講中說，我們的企業不要追求做大做強，大學的高材生就問他：「難道要做小做弱嗎？」這是推論錯誤，不要追求做大做強並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維、好壞人思維、非黑即白思維，這種思維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兩面或兩端，忽視了其他方面或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間情況，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間情況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維是中國人常見的思維，這是一種很簡單的思維，小孩就會的好壞人思維，很多中國人上了這麼多年的學，思維還處在小學生水平。比如，對於體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顯分成兩個陣營，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網上罵來罵去。
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中國人的這種思維比較明顯，很多中國人把歷史人物分成明顯的好與壞兩類，將好的神聖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諸葛亮等，似乎他們是沒有缺點的完人；將壞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們一無是處。這種思維是片面的，沒有認清人性的複雜性與多面性。對待現代人同樣如此，中國人很容易將某一地區、某一階層或是某一職業的人妖魔化。
在國家政策上，我們長期以來實行城鄉二元分治，也是一種二元思維。它把全國人民簡單地分成了農民、市民兩個部分，用戶籍制度加以區別。但實際上，不論是通過歷史縱向來看，還是與其他國家橫向比較，農民與市民都不是涇渭分明的兩類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轉化的。在中國歷史上，並沒有農民與市民的截然不同，農民隨時可以進城做生意成為市民，中了科舉還可以到城裡做官；同樣，城市人也隨時可以到農村買塊地過田園生活，即使是貴為宰相，下了台也可能去做農民。國外也是如此，一個人，他可以自由選擇去務農還是務工，即使美國總統華盛頓，下台後也回到了自己的農場。正是由於當前的二元制度，使得農民工成為了一個夾縫中的群體，他們戶口是農民，工作卻在城市，即非農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
在二元思維下，政治思想界的左與右，也往往走向極端，我們的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教訓。
五、錯誤推理
在生活中，人們即使不經過專門地學習，也會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維邏輯，但按照這些邏輯來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確定的結論。如果再按照這些或然性的結論做其它推理，那就更沒有說服力了。我們前面談的以偏概全、類比推理等也是這種情況。
我們在與人的討論中有時會發現這種現象：你說的話明明不是這個意思，但某人卻認為你就是這個意思，然後他根據這個錯誤的理解對你進行批駁。顯然，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他攻擊的其實是一個與你無關的觀點。
對於這種行為，有人給了一個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樹立了一個靶子，卻說是別人的靶子，然後對著這個靶子進行猛烈的攻擊。
社會學家李銀河曾多次談到同性戀的問題，引起不少人的攻擊。有個人在網上發評論說：「我是個醫學院的教授，我認為，同性戀不宜提倡。」這裡面有明顯的邏輯錯誤，他作出了錯誤的推論。因為李銀河從來沒有說過要提倡同性戀，只是說政府和公眾要正視，而不要裝作看不見而已。這位教授對李銀河觀點的理解是錯誤的，他的邏輯就是：你替同性戀說話，你就是提倡同性戀。這是沒有道理的。他所反駁的觀點根本就不是李銀河的觀點，這不是亂放炮嘛！並且，此人還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確，顯示了其無知與自大，格調更低一等。而攻擊李銀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邏輯都是和這位「醫學院的教授」差不多的。
在反駁論證中，像這位「醫學院的教授」一樣思維的人非常多，他們經常會對別人的觀點做出片面的或是錯誤的理解，得出一個與別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結論，並且把這個結論當成別人的觀點進行反駁和攻擊。
這種思維的錯誤就在於從別人的論述中推不出反駁者所理解的觀點。比如，這位「醫學院的教授」，從李銀河的論述中推出「李銀河提倡同性戀」的結論，這是推不出的，是這位「教授」邏輯思維能力太差造成的。而按照一些憤青的邏輯，一個中國人，你誇日本好，那你就是漢奸；你誇美國好，你就是「鸚鵡」；你說中國不好，那你就是賣國賊。毫無疑問，這些論斷是有問題的，是沒有道理的，誇不誇中國，誇不誇日美，和是不是漢奸之間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這樣的前提不能推出這樣的結論。現在經常有人談中國與美國的差距，談美國的優勢，這時就有人反駁：「美國不是天堂。」這個反駁是沒有道理的。一個人誇獎美國，並不能證明這個人認為美國完美，這個推理的前提與結論之間沒有必然性。
《中國不高興》一書中有一個觀點：「這次金融危機體現了美國社會從上到下的全面腐朽。」這個推論同樣是過於簡單化，由一次金融危機並不能得出這個國家全面腐朽的結論。該書把金融危機的緣由歸結於美國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簡直就是小學生的思維，簡單得可笑。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誰會不願意呢？絕不是只有美國人會這樣想。
來源：《中國人的思維危機》
為了進一步分析的需要，下面把這三類思維類型再解釋得更詳盡一些。
思辨型思維是從最基本的可作為公理的原理出發，嚴格按照邏輯原理、程序進行概念的定義、判斷、推理，更進行一絲不苟的因果分析、類比歸納和直觀綜合的思維。這樣的思維者基本上是一群為科學而科學、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真理的思辨的真理的探索者。
懷疑型思維是只承認實踐經驗為真實，並因而直接從感性經驗上升到真理的思維。這種思維者主張懷疑一切，惟一不懷疑自己的存在與經驗，他們質疑一切既存的理論、觀念，尤其質疑一切他人的自白，窮究人世間的真實的善。
獨斷型思維是崇尚感性直觀的頓悟和靈感的思維。如果能在思辨型思維和懷疑型思維同在的基礎上思維的話，這種獨斷型思維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先驗直觀綜合的富有發現、發明和創造性的思維，但如果缺乏思辯性和懷疑型思維的參與，而僅僅孤立的獨斷型思維的話，則只能是簡單的黑白型思維，即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思維。這種思維在中國是標準的黨同伐異的武斷型思維，乃至非理性的無思維；在中國歷史上，更是緊步「大人」、「聖人」之後的無主體型思維，實際上是無思維；到了近現代，又加上緊步「洋人」之後的無主體思維，同樣是無思維。
實際上，上述的三種思維類型，也應是融合於一切人思維之中的三個不可分割的階段，應是一切人的全思維過程。人類只有在全思維的過程中，才可能真正作出有實效的新發現、新發明和新創造的成就。西方人類近代在全思維領域首先做出了「發明」，乃至「發明」的「發明」。所以，西方人在近代就明顯比東方人，比我們中國人聰明。這是明白的事實，中國人沒有必要學做「鴕鳥」而羞於承認。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基本上都屬於獨斷論型。或許，在先秦的春秋戰國時代可能有例外，例如老子的思維中就兼有思辨，墨子的思維中不僅有思辨，還有懷疑，但孔子的思維，基本上只有獨斷。
上述的三個人，我認為，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三個可稱得上是全人類級的世界大思想家。老子是全人類中最偉大的本體論思想家，他的「道」將可以在今後的世紀中把希伯來人的「上帝」和希臘人的「邏各斯」全部融合在一起成為全人類的「大道」。關於這一點，我曾發表過一個「宣言」，在「宣言」中我指出，在思維領域中，西方最高的是康德，東方最高的是老子，所以，我要借康德來改造老子，同樣也借老子來改造康德。因此，我要在東方發起一場人類全新的思維革命、邏輯革命，這是後話。孔子是全人類中最偉大的目的論思想家，他的「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的偉大觀念為全人類的生命航船立下了永遠為之導航的燈塔。墨子是中國的「亞里斯多德」，但實際上，他的經驗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比亞里斯多德還更早一百多年，可惜，中國人自己把他幾乎永遠地遺忘了。
上述的三個人，其實很早就共同地為中國人創造了人類全思維過程的萌芽，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在此後的兩千多年中，老子澇了、墨子沒了，孔子空了。老子的思想首先被莊子，後來更被其他的道家之徒扭曲、遮蔽，失去了光彩，所以澇了；墨子索性被中國人幾乎徹底遺忘了，所以沒了；孔子空了，是因為他的思想被歷代極權者及其御用文人改造成了最華麗的遮羞布。秦漢之後，中國人便基本上進入了一個不允許思維，從而也越來越變得不會思維的極其可悲的漫長的中世紀時代了。
漢武帝開創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漢代儒家文人首先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天人感應」、「天人合一」以及「三綱五常」的偽神學，宋代明代的儒家文人又進一步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興天理，滅人欲」的偽哲學，然而，他們的思維方式終究只是毫無思辨、毫無懷疑的獨斷論型。秦漢之後的法家、道家之徒，基本上也都是清一色的獨斷論者。一直到西方文化進入中國之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特別是中國文人的思維方式，均可悲地成為完全的獨斷論型，不知邏輯為何物，更不敢懷疑天命、大人、聖人。從此，中國的文人，基本上都成了只會博聞強記、食古不化、鸚鵡學舌，根本不知真思維為何物的文化奴才，就連原先孔子曾具有的心靈直觀的起碼的自我主體人格也喪失殆盡。這基本上就是近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的思維狀態。正是因此，兩千多年來，中國人除了術，不可能有學（除中醫學之外），除了術的發明，如所謂的四大發明，根本就不可能有「學」的發現和創造。一句話，中國人的愚蠢，其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中國人，已經成了一個只會獨斷，不會思辨、不會懷疑的不會全思維的民族，這種劣根性更是特別表現在中國文人的卑鄙和無能。卑鄙是指其缺乏起碼的主體人格，永遠只服從天命、大人、聖人的威，無能是指其喪失了一個人應有的全思維的能力。除了獨斷，還是獨斷，不知邏輯為何物，更不敢有懷疑一切的勇氣。
與中國文人不同，西方文人自古希臘以來，就已經奠定了邏輯思維的基礎，也即奠定了概念的確定性、判斷的規定性和推論的合理性的基礎，具有了為學術而學術、窮究事理的思維類型；而基督教思想家不僅繼承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思辨，而且也繼承了希伯來人的聖經的純應然的直覺頓悟的獨斷論思維，更自十七世紀以來，出現了笛卡爾、休謨、康德這樣懷疑一切的切入問題深層的邏輯思想大家，從而全面地建構了近現代西方文化人的全思維過程的能力，這才是西方人近代之所以比一切其他人更聰明的最根本的原因。
更遺憾的是，即令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在思維方法教育，也即哲學教育中也產生了不應有的全方位全過程的大失策，以至又更加深了中國人，特別中國文人不會思維的傳統痼疾。
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是因為，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學校教育，特別是哲學教育中，完全只教辯證唯物主義，只教辯證邏輯，而極不重視，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邏輯，然而事實上，真正的邏輯思維是更根本的形式邏輯，是同一律、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的形式邏輯思維，而不是對立統一、量變質變和否定之否定律的辯證邏輯思維。更重要的是，前者是主幹，是基礎，後者是枝葉，是花朵。喪失了主幹，枝葉、花朵不可能存在，同樣，沒有了形式邏輯思維的基礎，辯證邏輯便完全變成了詭辯邏輯、騙人邏輯、說謊邏輯。長期以來，中國學生被告之，形式邏輯是「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是錯誤的思維理論。殊不知，喪失了「孤立、靜止、片面」的思維起點、深度、高度，何來聯繫、運動、全面的思維發展？半個世紀以來的獨一無二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教育，事實上是完全迎合了中國歷史上惟一獨斷論思維的傳統需要。到頭來，中國文人的思維依然是惟一的獨斷論思維。不說遠，就拿今天中國文人們的作品來看，百分之90以上是不懂思辨思維和懷疑思維的獨斷論產品。靠這樣的文人和這樣的作品，為了中華文明的和平崛起，中國人怎麼去從事新的發現、新的發明和新的創造的偉大的工作呢？須知，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必須借助於全方位全過程的全面的思維才是可能的，僅僅靠獨斷的吹牛、說大話、講夢話、喊口號、情緒大爆發等等，是不可能會有任何作為的。
我對中國文人的這種只會獨斷論思維的批評由來已久，我在《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愚蠢》書中對中國文人的批評，也顯然是符合事實的。遠的不說，就拿目前中國的「思想界」來說吧，我認為，基本上分兩大類四大派。兩大類是指接近官方類和接近民間類。每一類又分色彩濃淡的兩派。完全屬於官方的文人還暫不在考慮之列，因為我認為他們顯然只會獨斷思維，包括完全官方的媒體，這是喉舌，將不得不如此，也不能不如此。
接近官方類的濃派，我認為是新左派，反映這一派思想的媒體遠比其他派多，當然不包括完全的官方派。這一派文學人士居多，也包括一些經濟學家和另一些雜家。這派出名的刊物有《讀書》、《天涯》等，他們崇尚的主要理論，是從西方舶來的「後現代主義」，或許再加上一點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色彩。汪暉是這一派中理論色彩最濃的人物，因為他有厚厚的思想專著，他也是《讀書》雜誌的主編。然而我認為，此君有點食洋不化，在中國歪用洋理論，除了會玩用一些舶來的理論詞彙之外，實際上不過是個「山間竹筍」和「牆頭蘆葦」式的浮滑的文學人物而已。汪暉先生雖有博士頭銜，還被人們目為著名的「思想家」，其實，他的思維方式惟一隻有獨斷論，根本不懂什麼叫作思辨和懷疑。在其著作中也看不到這兩種思維的痕跡。且不論這一派人的某些觀點何其錯誤，例如詆毀民主、自由，歌頌舊政治——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以及吹捧武俠文化等等，只其思維方法便不足取，所以他們的觀點也大可質疑，讀者慎記。
接近官方類的淡派是現在正「浮上水面」的文化保守主義派。其主要人物有所謂「南蔣（慶）北陳（明），又有原屬自由主義者的盛洪、秋風、王怡等人出來助陣。秋風稱他們的文化保守主義為「浮上水面」，我看是不折不扣的中國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文化保守主義的旗幟刊物是《原道》（陳明為其主編）。文化保守主義的重要主張是，開展讀儒經的運動，以「復興中華文明」，而南蔣北陳，也被人們稱（或他們自稱）為「大儒」。恕我直言，這是兩位食古不化的人物。雖然我也讚美孔子的「目的論」思想，然而，我卻詛咒漢儒和宋明儒利用孔子的偉大的思想為極權專制者織造華麗的遮羞布的卑鄙行徑。在我的批判中，漢儒不過是打著孔子儒家旗號的偽神學家，宋明儒則不過是打著孔子儒家旗號的偽哲學家，而從根本的思維的意義上看，他們沒有絲毫創新，依舊是孤零零的獨斷思維。在他們的著述中，他們所運用的概念，如天、地、道、器、理、氣、心、性等等，全都是不可能獲得準確性定義的混沌觀念，因此，根本無從思辨，即無從準確判斷，無從準確推理，更由於「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傳統，同樣也無從懷疑，也不敢懷疑。而且，他們的獨斷論比之孔子的獨斷論，還更缺乏主體性，更卑鄙，在孔子，尚有「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自由人格，而在漢儒和宋明儒，則完全變成了極權專制者的文化奴才。我不反對今天的青少年適當閱讀一點孔子原著中的少數維護仁愛道德的精彩的句子，但堅決反對在青少年中恢復對歷史上鴆毒中國人主體人格的傳統「儒經」的誦讀，更反對使之成為「運動」。這顯然是要把中國青少年的大腦重又推進歷史上的矇昧黑暗的死泥潭。這是犯罪，是對中華民族整體精神的犯罪。我在前面已指出，不要說漢儒、宋明儒，即使孔子本人的思維類型也只是單一的獨斷論型。文化保守主義者們難道要我們的子孫永遠只成為讀死章句的「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再加上今天「畏洋人」的不懂思維為何物的可憐蟲麼？我敢說蔣慶、陳明兩位先生本人就是食古不化的愚人，他們同樣缺乏人類全思維的能力，不懂思辨、懷疑為何物。蔣慶、陳明二位先生如果不服，歡迎在中央電視台或互聯網上面對面展開辯論，讓全國的青年朋友參與評判。蔣慶先生自稱「大儒」，有人稱其「欺世盜名」（見《書屋》雜誌，2005年第七期），我認為一語中的。
秋風先生，我很遺憾，這是一位頗有正義感的青年，卻思維混亂。翻譯了一本《哈耶克傳》，便成了以哈耶克為偶像的信徒。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卻有偶像崇拜，這本身即是觀念糊塗；今天又成了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要開展信奉儒家的「讀經」運動，思維就更混亂了。
其實，哈耶克並不值得中國人去崇拜，他的思想的錯誤和正確一樣多。在西方的思想家中，他最多也只能算是二、三流。從哲學思辨的角度看，他對自由、制度的辨析，有不少結論是相當有害的。人們對他的「偉大」的崇拜，多半是情感獨斷的誤解。當生活在東方專制主義之下的人們把他視為歌頌自由的聖徒之時，其實他心裡真正罵的並不是東方的專制主義，而是凱恩斯和羅斯福；而當他把自由從精神、文化的領域擴散到經濟乃至政治領域之時，實際上，他是在把人類的未來愈來愈推向無窮無盡的災難，今天全球的「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惡劣的態勢，即與此理論密切相關。當人們把哈耶克的理論用來作為東方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嚮導之時，人們會發現，事實卻是背道而馳。他要求人們在「自發」中等待，而不要去「建構」，他要求人們維護「傳統」，而不要去反對傳統。秋風先生的從自由主義滑向維護傳統的「讀經」的文化保守主義，其中的奧秘即在於此。這叫什麼？這叫不折不扣的食洋不化。在東方，人們可以在「自發」的傳統中等待自由、民主制度和實踐的到來麼？這不是夢囈是什麼？秋風先生的思維完全被中國傳統的「獨斷」套牢了，連起碼的一點思辨精神和懷疑精神都沒有。這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情，我為秋風先生惋惜。
接近民間類的濃派，為勢所迫，後來都幾乎成了公開的反體制派。他們熱情地疾呼民間疾苦，抨擊時弊，言詞直接訴諸政治，要求言論自由，要求實施憲政。由於現實的原因，這派人士顯然缺乏自己的媒體陣地，甚至連自己的衣食都成了問題。他們的文章只能發表在國外的互聯網上，偶爾也見於國內的互聯網上。這派人士的思維獨斷論的色彩固然仍舊深厚，倒也常見懷疑論型，但卻難見思辨論型。也難怪，這派人士是鬥士，甚至是烈士，惟獨不是為科學而科學、為學術而學術的思辨之士。此外，這派人士的觀點，或許因為立場和獨斷思維的慣性，易於過度袒護美國當局的政見而顯得偏頗。
接近民間類的淡派即通常人們稱謂的自由主義者。這派人士最雜，也最良莠不齊。既有真正的學者和思想者，但也不乏文化掮客，甚至學術騙子：或靠拉幫結派而顯示學力，或靠吃一個「洋人」而成「大家」，或靠當「主編」便成了學術權威，等等。雖然這種情況在新左派、文化保守主義者中原本就是通例，但在自我標榜自由主義者的人士中，則更帶欺騙性，也更誤導青年。
在真正具有自由主義素養的人士中，的確顯示了一定的思辨思維的能力，也有懷疑的道義勇氣，但總的來看，大多數的人們仍舊只有獨斷論思維。這沒有辦法，兩千多年獨斷思維的傳統，加上近現代五十多年所受的獨斷論哲學的教育，以及媒體中幾乎百分之百的獨斷論文獻的宏濤巨浪，能不被獨斷論的洪水裹挾而去，甚至完全吞沒，也就已經難能可貴了。
中國的「思想界」尚且如此，中國的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又如何呢？現在網上常可以看到反映和揭露各界腐敗的文章，腐敗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可以肯定，其中必有一條是思維方法的問題，不會思維，乃至根本無思維，只由感性的情感、慾望引領著胡作非為。
我的結論：除純粹的自然科學界還可能有一點思辨思維和懷疑思維之外，其餘各界，都幾乎處於獨斷論思維的意見的王國。無論是專家、學者、博導、教授、作家、記者，大學裡的博士、碩士、大學生，總之，絕大多數的中國文化人，都被獨斷的意見籠罩著，不會懷疑提問題，更不會思辨求真理。在中國，根本就極少有為科學而科學、為學術而學術、為藝術而藝術，為真而真、為善而善、為美而美，總之，為真理而真理的純粹的思辨論者；也根本找不到懷疑一切，而只惟一以實踐經驗為準繩的真正的懷疑論者。缺乏嚴格的形式邏輯思維基本訓練的人們，裝著滿腦袋的辯證法，只會變成最講眼前功利、目光短淺的詭辯論者，以及毫無主體信念的機會主義者。
中國古代的傳統文人是純粹的獨斷論者，想不到經過一百多年的社會變遷，中國現代文人依然只是改頭換面的獨斷論者。過去是食古不化，把先秦偉大的老子、孔子、墨子的偉大的文明精神，幾乎完整的全思維成分的萌芽喪失、扭曲得只剩下了惟一的獨斷，而且還是喪失了主體性思維的獨斷。現今又加上了食洋不化，沒有學來西方人的思辨精神、懷疑精神，卻偏偏學來打著唯物辯證法招牌的新獨斷論。半個多世紀過去，中國人，特別是中國文人的思維水平，不僅沒有在傳統的獨斷論的基礎上有所改進，還又更在「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枷鎖之上添上了「畏洋人」的新的枷鎖，這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的悲哀。
更令人憂慮的是，在廣大的青少年中，還又增加了「食今不化」。何為「食今不化」？即面對現實，一切均以回歸本能，即回歸原欲和原惡，回歸本能的物慾、本能的好奇欲、本能的性慾、本能的任性、本能的懶惰、本能的嫉妒，處於幾乎完全無思維的狀態。今天的年輕人，所關心、所傾心、所迷戀的，都只有「欲」，而沒有「思」，即使有，也只能是獨斷的思，而毫無思辨和懷疑的思。只有浮躁憤怒的意見，而沒有靜觀求實的問題，更沒有思辨追求的真理。正是因此，在廣大的青少年中，他們的偶像，只能是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武打之星、漂亮之星、躁動之星（如木子美、芙蓉姐姐等），這裡依然反映了中國人的無主體、無自我思問的傳統。中國人永遠都只是從權、從錢、從眾、從潮。誠如魯迅先生文中曾描述過的一個例子：一個人在路上吐下一泡痰，然後蹲下來死死盯著它瞧，立即會引來一大堆人，裡三層外三層，一起跟著瞧。至於瞧什麼？為什麼瞧？不知道，也不問。結果，路被堵死了。事後，人們最多也不過哈哈一笑。中國人就這麼活得無聊。今天的木子美、芙蓉姐姐，與此有多大不同呢？
無論學者、文人們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還是廣大青少年的食今不化，全都在於不會思維。常言道，「三思而後行」，可惜，中國人從來就不曾深究「三思」是什麼意思，卻被秦漢以來頑固的傳統導向了只有惟一的獨斷的思。正是這惟一獨斷的思，使得中國永遠都只知道獨斷出意見，而不知道懷疑出問題，更不知道思辨出真理。中國成了意見之國，並且最後永遠都只剩下代表專制權力的「聖王」的意見。所謂漢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三綱五常」，宋明儒的「興天理，滅人欲」等等，他們的宗旨，也都在最後只能剩下「聖王」的意見，也即聖王的意氣之見。
在中國，兩千多年來，從不知真理為何物，也不知問題如何出，永遠都只有意氣、意見，而且最後絕對都只服從「聖王」的意氣之見。這正是西方哲人對中國人的批評：在中國，永遠都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這個惟一的自由人，即聖王，也就是皇帝及其專制。這既是中國人惟一隻有獨斷思維的根源，也是中國一切歷史的最後可悲的愚昧無思的結果。惟一的獨斷思維是永遠籠罩在中國人頭頂上的禁錮的「套」，中國人就是永遠的套中人。中國人要在新的世紀「崛起」，必須首先解除這個套。這個套也即我在前面所發現的中國（文）人身上永遠的「舊衣」。新的時代將要求每一個中國（文）人自己給自己解套，從此脫下那件禁錮你的「舊衣」：衝決惟一的獨斷，增加思辨和懷疑，讓自己的大腦真正具有「人」的全思維，使自己成為真正的可以稱之為人的人。
事實上，人類文明的成就全都必須在上述三種思維共同合作之下才能成功，尤其西方近代三百年的文明史已經證明了這個道理。中國人過去兩千多年文明發展的停滯，其中最深層的原因，即在此。即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完全偏枯在惟一的獨斷論思維的方法之中，而且這種方法還遠不如最早的聖人（老子、孔子、墨子）那樣具有主體性的能動的力量。
兩千多年來，中國文人的思考乃至作文均有如下明顯不變的模式：
一，某某大人、某某聖人、（以及後來的）某某洋人說：……；
在生活中，人們即使不經過專門地學習，也會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維邏輯，但按照這些邏輯來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確定的結論。如果再按照這些或然性的結論做其它推理，那就更沒有說服力了。我們前面談的以偏概全、類比推理等也是這種情況。
我們在與人的討論中有時會發現這種現象：你說的話明明不是這個意思，但某人卻認為你就是這個意思，然後他根據這個錯誤的理解對你進行批駁。顯然，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他攻擊的其實是一個與你無關的觀點。
對於這種行為，有人給了一個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樹立了一個靶子，卻說是別人的靶子，然後對著這個靶子進行猛烈的攻擊。
社會學家李銀河曾多次談到同性戀的問題，引起不少人的攻擊。有個人在網上發評論說：「我是個醫學院的教授，我認為，同性戀不宜提倡。」這裡面有明顯的邏輯錯誤，他作出了錯誤的推論。因為李銀河從來沒有說過要提倡同性戀，只是說政府和公眾要正視，而不要裝作看不見而已。這位教授對李銀河觀點的理解是錯誤的，他的邏輯就是：你替同性戀說話，你就是提倡同性戀。這是沒有道理的。他所反駁的觀點根本就不是李銀河的觀點，這不是亂放炮嘛！並且，此人還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確，顯示了其無知與自大，格調更低一等。而攻擊李銀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邏輯都是和這位「醫學院的教授」差不多的。
在反駁論證中，像這位「醫學院的教授」一樣思維的人非常多，他們經常會對別人的觀點做出片面的或是錯誤的理解，得出一個與別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結論，並且把這個結論當成別人的觀點進行反駁和攻擊。
這種思維的錯誤就在於從別人的論述中推不出反駁者所理解的觀點。比如，這位「醫學院的教授」，從李銀河的論述中推出「李銀河提倡同性戀」的結論，這是推不出的，是這位「教授」邏輯思維能力太差造成的。而按照一些憤青的邏輯，一個中國人，你誇日本好，那你就是漢奸；你誇美國好，你就是「鸚鵡」；你說中國不好，那你就是賣國賊。毫無疑問，這些論斷是有問題的，是沒有道理的，誇不誇中國，誇不誇日美，和是不是漢奸之間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這樣的前提不能推出這樣的結論。現在經常有人談中國與美國的差距，談美國的優勢，這時就有人反駁：「美國不是天堂。」這個反駁是沒有道理的。一個人誇獎美國，並不能證明這個人認為美國完美，這個推理的前提與結論之間沒有必然性。
《中國不高興》一書中有一個觀點：「這次金融危機體現了美國社會從上到下的全面腐朽。」這個推論同樣是過於簡單化，由一次金融危機並不能得出這個國家全面腐朽的結論。該書把金融危機的緣由歸結於美國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簡直就是小學生的思維，簡單得可笑。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誰會不願意呢？絕不是只有美國人會這樣想。
來源：《中國人的思維危機》
為了進一步分析的需要，下面把這三類思維類型再解釋得更詳盡一些。
思辨型思維是從最基本的可作為公理的原理出發，嚴格按照邏輯原理、程序進行概念的定義、判斷、推理，更進行一絲不苟的因果分析、類比歸納和直觀綜合的思維。這樣的思維者基本上是一群為科學而科學、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真理的思辨的真理的探索者。
懷疑型思維是只承認實踐經驗為真實，並因而直接從感性經驗上升到真理的思維。這種思維者主張懷疑一切，惟一不懷疑自己的存在與經驗，他們質疑一切既存的理論、觀念，尤其質疑一切他人的自白，窮究人世間的真實的善。
獨斷型思維是崇尚感性直觀的頓悟和靈感的思維。如果能在思辨型思維和懷疑型思維同在的基礎上思維的話，這種獨斷型思維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先驗直觀綜合的富有發現、發明和創造性的思維，但如果缺乏思辯性和懷疑型思維的參與，而僅僅孤立的獨斷型思維的話，則只能是簡單的黑白型思維，即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思維。這種思維在中國是標準的黨同伐異的武斷型思維，乃至非理性的無思維；在中國歷史上，更是緊步「大人」、「聖人」之後的無主體型思維，實際上是無思維；到了近現代，又加上緊步「洋人」之後的無主體思維，同樣是無思維。
實際上，上述的三種思維類型，也應是融合於一切人思維之中的三個不可分割的階段，應是一切人的全思維過程。人類只有在全思維的過程中，才可能真正作出有實效的新發現、新發明和新創造的成就。西方人類近代在全思維領域首先做出了「發明」，乃至「發明」的「發明」。所以，西方人在近代就明顯比東方人，比我們中國人聰明。這是明白的事實，中國人沒有必要學做「鴕鳥」而羞於承認。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基本上都屬於獨斷論型。或許，在先秦的春秋戰國時代可能有例外，例如老子的思維中就兼有思辨，墨子的思維中不僅有思辨，還有懷疑，但孔子的思維，基本上只有獨斷。
上述的三個人，我認為，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三個可稱得上是全人類級的世界大思想家。老子是全人類中最偉大的本體論思想家，他的「道」將可以在今後的世紀中把希伯來人的「上帝」和希臘人的「邏各斯」全部融合在一起成為全人類的「大道」。關於這一點，我曾發表過一個「宣言」，在「宣言」中我指出，在思維領域中，西方最高的是康德，東方最高的是老子，所以，我要借康德來改造老子，同樣也借老子來改造康德。因此，我要在東方發起一場人類全新的思維革命、邏輯革命，這是後話。孔子是全人類中最偉大的目的論思想家，他的「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的偉大觀念為全人類的生命航船立下了永遠為之導航的燈塔。墨子是中國的「亞里斯多德」，但實際上，他的經驗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比亞里斯多德還更早一百多年，可惜，中國人自己把他幾乎永遠地遺忘了。
上述的三個人，其實很早就共同地為中國人創造了人類全思維過程的萌芽，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在此後的兩千多年中，老子澇了、墨子沒了，孔子空了。老子的思想首先被莊子，後來更被其他的道家之徒扭曲、遮蔽，失去了光彩，所以澇了；墨子索性被中國人幾乎徹底遺忘了，所以沒了；孔子空了，是因為他的思想被歷代極權者及其御用文人改造成了最華麗的遮羞布。秦漢之後，中國人便基本上進入了一個不允許思維，從而也越來越變得不會思維的極其可悲的漫長的中世紀時代了。
漢武帝開創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漢代儒家文人首先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天人感應」、「天人合一」以及「三綱五常」的偽神學，宋代明代的儒家文人又進一步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興天理，滅人欲」的偽哲學，然而，他們的思維方式終究只是毫無思辨、毫無懷疑的獨斷論型。秦漢之後的法家、道家之徒，基本上也都是清一色的獨斷論者。一直到西方文化進入中國之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特別是中國文人的思維方式，均可悲地成為完全的獨斷論型，不知邏輯為何物，更不敢懷疑天命、大人、聖人。從此，中國的文人，基本上都成了只會博聞強記、食古不化、鸚鵡學舌，根本不知真思維為何物的文化奴才，就連原先孔子曾具有的心靈直觀的起碼的自我主體人格也喪失殆盡。這基本上就是近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的思維狀態。正是因此，兩千多年來，中國人除了術，不可能有學（除中醫學之外），除了術的發明，如所謂的四大發明，根本就不可能有「學」的發現和創造。一句話，中國人的愚蠢，其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中國人，已經成了一個只會獨斷，不會思辨、不會懷疑的不會全思維的民族，這種劣根性更是特別表現在中國文人的卑鄙和無能。卑鄙是指其缺乏起碼的主體人格，永遠只服從天命、大人、聖人的威，無能是指其喪失了一個人應有的全思維的能力。除了獨斷，還是獨斷，不知邏輯為何物，更不敢有懷疑一切的勇氣。
與中國文人不同，西方文人自古希臘以來，就已經奠定了邏輯思維的基礎，也即奠定了概念的確定性、判斷的規定性和推論的合理性的基礎，具有了為學術而學術、窮究事理的思維類型；而基督教思想家不僅繼承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思辨，而且也繼承了希伯來人的聖經的純應然的直覺頓悟的獨斷論思維，更自十七世紀以來，出現了笛卡爾、休謨、康德這樣懷疑一切的切入問題深層的邏輯思想大家，從而全面地建構了近現代西方文化人的全思維過程的能力，這才是西方人近代之所以比一切其他人更聰明的最根本的原因。
更遺憾的是，即令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在思維方法教育，也即哲學教育中也產生了不應有的全方位全過程的大失策，以至又更加深了中國人，特別中國文人不會思維的傳統痼疾。
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是因為，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學校教育，特別是哲學教育中，完全只教辯證唯物主義，只教辯證邏輯，而極不重視，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邏輯，然而事實上，真正的邏輯思維是更根本的形式邏輯，是同一律、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的形式邏輯思維，而不是對立統一、量變質變和否定之否定律的辯證邏輯思維。更重要的是，前者是主幹，是基礎，後者是枝葉，是花朵。喪失了主幹，枝葉、花朵不可能存在，同樣，沒有了形式邏輯思維的基礎，辯證邏輯便完全變成了詭辯邏輯、騙人邏輯、說謊邏輯。長期以來，中國學生被告之，形式邏輯是「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是錯誤的思維理論。殊不知，喪失了「孤立、靜止、片面」的思維起點、深度、高度，何來聯繫、運動、全面的思維發展？半個世紀以來的獨一無二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教育，事實上是完全迎合了中國歷史上惟一獨斷論思維的傳統需要。到頭來，中國文人的思維依然是惟一的獨斷論思維。不說遠，就拿今天中國文人們的作品來看，百分之90以上是不懂思辨思維和懷疑思維的獨斷論產品。靠這樣的文人和這樣的作品，為了中華文明的和平崛起，中國人怎麼去從事新的發現、新的發明和新的創造的偉大的工作呢？須知，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必須借助於全方位全過程的全面的思維才是可能的，僅僅靠獨斷的吹牛、說大話、講夢話、喊口號、情緒大爆發等等，是不可能會有任何作為的。
我對中國文人的這種只會獨斷論思維的批評由來已久，我在《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愚蠢》書中對中國文人的批評，也顯然是符合事實的。遠的不說，就拿目前中國的「思想界」來說吧，我認為，基本上分兩大類四大派。兩大類是指接近官方類和接近民間類。每一類又分色彩濃淡的兩派。完全屬於官方的文人還暫不在考慮之列，因為我認為他們顯然只會獨斷思維，包括完全官方的媒體，這是喉舌，將不得不如此，也不能不如此。
接近官方類的濃派，我認為是新左派，反映這一派思想的媒體遠比其他派多，當然不包括完全的官方派。這一派文學人士居多，也包括一些經濟學家和另一些雜家。這派出名的刊物有《讀書》、《天涯》等，他們崇尚的主要理論，是從西方舶來的「後現代主義」，或許再加上一點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色彩。汪暉是這一派中理論色彩最濃的人物，因為他有厚厚的思想專著，他也是《讀書》雜誌的主編。然而我認為，此君有點食洋不化，在中國歪用洋理論，除了會玩用一些舶來的理論詞彙之外，實際上不過是個「山間竹筍」和「牆頭蘆葦」式的浮滑的文學人物而已。汪暉先生雖有博士頭銜，還被人們目為著名的「思想家」，其實，他的思維方式惟一隻有獨斷論，根本不懂什麼叫作思辨和懷疑。在其著作中也看不到這兩種思維的痕跡。且不論這一派人的某些觀點何其錯誤，例如詆毀民主、自由，歌頌舊政治——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以及吹捧武俠文化等等，只其思維方法便不足取，所以他們的觀點也大可質疑，讀者慎記。
接近官方類的淡派是現在正「浮上水面」的文化保守主義派。其主要人物有所謂「南蔣（慶）北陳（明），又有原屬自由主義者的盛洪、秋風、王怡等人出來助陣。秋風稱他們的文化保守主義為「浮上水面」，我看是不折不扣的中國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文化保守主義的旗幟刊物是《原道》（陳明為其主編）。文化保守主義的重要主張是，開展讀儒經的運動，以「復興中華文明」，而南蔣北陳，也被人們稱（或他們自稱）為「大儒」。恕我直言，這是兩位食古不化的人物。雖然我也讚美孔子的「目的論」思想，然而，我卻詛咒漢儒和宋明儒利用孔子的偉大的思想為極權專制者織造華麗的遮羞布的卑鄙行徑。在我的批判中，漢儒不過是打著孔子儒家旗號的偽神學家，宋明儒則不過是打著孔子儒家旗號的偽哲學家，而從根本的思維的意義上看，他們沒有絲毫創新，依舊是孤零零的獨斷思維。在他們的著述中，他們所運用的概念，如天、地、道、器、理、氣、心、性等等，全都是不可能獲得準確性定義的混沌觀念，因此，根本無從思辨，即無從準確判斷，無從準確推理，更由於「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傳統，同樣也無從懷疑，也不敢懷疑。而且，他們的獨斷論比之孔子的獨斷論，還更缺乏主體性，更卑鄙，在孔子，尚有「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自由人格，而在漢儒和宋明儒，則完全變成了極權專制者的文化奴才。我不反對今天的青少年適當閱讀一點孔子原著中的少數維護仁愛道德的精彩的句子，但堅決反對在青少年中恢復對歷史上鴆毒中國人主體人格的傳統「儒經」的誦讀，更反對使之成為「運動」。這顯然是要把中國青少年的大腦重又推進歷史上的矇昧黑暗的死泥潭。這是犯罪，是對中華民族整體精神的犯罪。我在前面已指出，不要說漢儒、宋明儒，即使孔子本人的思維類型也只是單一的獨斷論型。文化保守主義者們難道要我們的子孫永遠只成為讀死章句的「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再加上今天「畏洋人」的不懂思維為何物的可憐蟲麼？我敢說蔣慶、陳明兩位先生本人就是食古不化的愚人，他們同樣缺乏人類全思維的能力，不懂思辨、懷疑為何物。蔣慶、陳明二位先生如果不服，歡迎在中央電視台或互聯網上面對面展開辯論，讓全國的青年朋友參與評判。蔣慶先生自稱「大儒」，有人稱其「欺世盜名」（見《書屋》雜誌，2005年第七期），我認為一語中的。
秋風先生，我很遺憾，這是一位頗有正義感的青年，卻思維混亂。翻譯了一本《哈耶克傳》，便成了以哈耶克為偶像的信徒。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卻有偶像崇拜，這本身即是觀念糊塗；今天又成了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要開展信奉儒家的「讀經」運動，思維就更混亂了。
其實，哈耶克並不值得中國人去崇拜，他的思想的錯誤和正確一樣多。在西方的思想家中，他最多也只能算是二、三流。從哲學思辨的角度看，他對自由、制度的辨析，有不少結論是相當有害的。人們對他的「偉大」的崇拜，多半是情感獨斷的誤解。當生活在東方專制主義之下的人們把他視為歌頌自由的聖徒之時，其實他心裡真正罵的並不是東方的專制主義，而是凱恩斯和羅斯福；而當他把自由從精神、文化的領域擴散到經濟乃至政治領域之時，實際上，他是在把人類的未來愈來愈推向無窮無盡的災難，今天全球的「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惡劣的態勢，即與此理論密切相關。當人們把哈耶克的理論用來作為東方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嚮導之時，人們會發現，事實卻是背道而馳。他要求人們在「自發」中等待，而不要去「建構」，他要求人們維護「傳統」，而不要去反對傳統。秋風先生的從自由主義滑向維護傳統的「讀經」的文化保守主義，其中的奧秘即在於此。這叫什麼？這叫不折不扣的食洋不化。在東方，人們可以在「自發」的傳統中等待自由、民主制度和實踐的到來麼？這不是夢囈是什麼？秋風先生的思維完全被中國傳統的「獨斷」套牢了，連起碼的一點思辨精神和懷疑精神都沒有。這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情，我為秋風先生惋惜。
接近民間類的濃派，為勢所迫，後來都幾乎成了公開的反體制派。他們熱情地疾呼民間疾苦，抨擊時弊，言詞直接訴諸政治，要求言論自由，要求實施憲政。由於現實的原因，這派人士顯然缺乏自己的媒體陣地，甚至連自己的衣食都成了問題。他們的文章只能發表在國外的互聯網上，偶爾也見於國內的互聯網上。這派人士的思維獨斷論的色彩固然仍舊深厚，倒也常見懷疑論型，但卻難見思辨論型。也難怪，這派人士是鬥士，甚至是烈士，惟獨不是為科學而科學、為學術而學術的思辨之士。此外，這派人士的觀點，或許因為立場和獨斷思維的慣性，易於過度袒護美國當局的政見而顯得偏頗。
接近民間類的淡派即通常人們稱謂的自由主義者。這派人士最雜，也最良莠不齊。既有真正的學者和思想者，但也不乏文化掮客，甚至學術騙子：或靠拉幫結派而顯示學力，或靠吃一個「洋人」而成「大家」，或靠當「主編」便成了學術權威，等等。雖然這種情況在新左派、文化保守主義者中原本就是通例，但在自我標榜自由主義者的人士中，則更帶欺騙性，也更誤導青年。
在真正具有自由主義素養的人士中，的確顯示了一定的思辨思維的能力，也有懷疑的道義勇氣，但總的來看，大多數的人們仍舊只有獨斷論思維。這沒有辦法，兩千多年獨斷思維的傳統，加上近現代五十多年所受的獨斷論哲學的教育，以及媒體中幾乎百分之百的獨斷論文獻的宏濤巨浪，能不被獨斷論的洪水裹挾而去，甚至完全吞沒，也就已經難能可貴了。
中國的「思想界」尚且如此，中國的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又如何呢？現在網上常可以看到反映和揭露各界腐敗的文章，腐敗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可以肯定，其中必有一條是思維方法的問題，不會思維，乃至根本無思維，只由感性的情感、慾望引領著胡作非為。
我的結論：除純粹的自然科學界還可能有一點思辨思維和懷疑思維之外，其餘各界，都幾乎處於獨斷論思維的意見的王國。無論是專家、學者、博導、教授、作家、記者，大學裡的博士、碩士、大學生，總之，絕大多數的中國文化人，都被獨斷的意見籠罩著，不會懷疑提問題，更不會思辨求真理。在中國，根本就極少有為科學而科學、為學術而學術、為藝術而藝術，為真而真、為善而善、為美而美，總之，為真理而真理的純粹的思辨論者；也根本找不到懷疑一切，而只惟一以實踐經驗為準繩的真正的懷疑論者。缺乏嚴格的形式邏輯思維基本訓練的人們，裝著滿腦袋的辯證法，只會變成最講眼前功利、目光短淺的詭辯論者，以及毫無主體信念的機會主義者。
中國古代的傳統文人是純粹的獨斷論者，想不到經過一百多年的社會變遷，中國現代文人依然只是改頭換面的獨斷論者。過去是食古不化，把先秦偉大的老子、孔子、墨子的偉大的文明精神，幾乎完整的全思維成分的萌芽喪失、扭曲得只剩下了惟一的獨斷，而且還是喪失了主體性思維的獨斷。現今又加上了食洋不化，沒有學來西方人的思辨精神、懷疑精神，卻偏偏學來打著唯物辯證法招牌的新獨斷論。半個多世紀過去，中國人，特別是中國文人的思維水平，不僅沒有在傳統的獨斷論的基礎上有所改進，還又更在「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枷鎖之上添上了「畏洋人」的新的枷鎖，這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的悲哀。
更令人憂慮的是，在廣大的青少年中，還又增加了「食今不化」。何為「食今不化」？即面對現實，一切均以回歸本能，即回歸原欲和原惡，回歸本能的物慾、本能的好奇欲、本能的性慾、本能的任性、本能的懶惰、本能的嫉妒，處於幾乎完全無思維的狀態。今天的年輕人，所關心、所傾心、所迷戀的，都只有「欲」，而沒有「思」，即使有，也只能是獨斷的思，而毫無思辨和懷疑的思。只有浮躁憤怒的意見，而沒有靜觀求實的問題，更沒有思辨追求的真理。正是因此，在廣大的青少年中，他們的偶像，只能是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武打之星、漂亮之星、躁動之星（如木子美、芙蓉姐姐等），這裡依然反映了中國人的無主體、無自我思問的傳統。中國人永遠都只是從權、從錢、從眾、從潮。誠如魯迅先生文中曾描述過的一個例子：一個人在路上吐下一泡痰，然後蹲下來死死盯著它瞧，立即會引來一大堆人，裡三層外三層，一起跟著瞧。至於瞧什麼？為什麼瞧？不知道，也不問。結果，路被堵死了。事後，人們最多也不過哈哈一笑。中國人就這麼活得無聊。今天的木子美、芙蓉姐姐，與此有多大不同呢？
無論學者、文人們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還是廣大青少年的食今不化，全都在於不會思維。常言道，「三思而後行」，可惜，中國人從來就不曾深究「三思」是什麼意思，卻被秦漢以來頑固的傳統導向了只有惟一的獨斷的思。正是這惟一獨斷的思，使得中國永遠都只知道獨斷出意見，而不知道懷疑出問題，更不知道思辨出真理。中國成了意見之國，並且最後永遠都只剩下代表專制權力的「聖王」的意見。所謂漢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三綱五常」，宋明儒的「興天理，滅人欲」等等，他們的宗旨，也都在最後只能剩下「聖王」的意見，也即聖王的意氣之見。
在中國，兩千多年來，從不知真理為何物，也不知問題如何出，永遠都只有意氣、意見，而且最後絕對都只服從「聖王」的意氣之見。這正是西方哲人對中國人的批評：在中國，永遠都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這個惟一的自由人，即聖王，也就是皇帝及其專制。這既是中國人惟一隻有獨斷思維的根源，也是中國一切歷史的最後可悲的愚昧無思的結果。惟一的獨斷思維是永遠籠罩在中國人頭頂上的禁錮的「套」，中國人就是永遠的套中人。中國人要在新的世紀「崛起」，必須首先解除這個套。這個套也即我在前面所發現的中國（文）人身上永遠的「舊衣」。新的時代將要求每一個中國（文）人自己給自己解套，從此脫下那件禁錮你的「舊衣」：衝決惟一的獨斷，增加思辨和懷疑，讓自己的大腦真正具有「人」的全思維，使自己成為真正的可以稱之為人的人。
事實上，人類文明的成就全都必須在上述三種思維共同合作之下才能成功，尤其西方近代三百年的文明史已經證明了這個道理。中國人過去兩千多年文明發展的停滯，其中最深層的原因，即在此。即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完全偏枯在惟一的獨斷論思維的方法之中，而且這種方法還遠不如最早的聖人（老子、孔子、墨子）那樣具有主體性的能動的力量。
兩千多年來，中國文人的思考乃至作文均有如下明顯不變的模式：
一，某某大人、某某聖人、（以及後來的）某某洋人說：……；
二，現象的描述，證明大人、聖人、洋人之說；
三，再述某某大人、某某聖人、某某洋人的解決困難之方；
四，深感大人、聖人、洋人的高明、偉大，於是，誠表心悅臣服。
上述行文的次序或可變化，但要素是不敢變的。
如唯不信，不妨查證一番，看看今天的中國文人究竟有多少人能夠運用自己的理論、自己的質疑，去自己思辨、懷疑、獨斷，並最後自己去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更希望今天所有的青年，都能認真反思一下自己的思維，立即給自己解套，真正從此解放自己，壯大自己，充實自己，使自己成為真正會思維的人。
思辨力不足對個體的影響：
①影響交流：對別人的觀點常常做出錯誤的理解和判斷，在同輩、上下級之間會產生誤會，影響生活和工作；不能在對別人個性的認識上，準確的瞭解和評價別人;影響表達，在表達觀點時，往往缺乏邏輯性、條理性、不能清除的表達自己的意思，分析問題不合邏輯，讓別人難以理解。
②影響決策：錯誤決策影響人的一生。
思辨力不足對群體的影響：國民的思維決定了國民的性格，中國人的許多劣根性就是因為思辨力不足造成的，它影響了科技的發展，中國古代的科技發達，現在卻很失敗，林語堂在《中國人》中說中國人的思維特點造成了中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萊布尼茲在《中國近事》中說：看來中國人缺乏心智的偉大之光，對證明的藝術一無所知。清政府老打敗仗，不是因為裝備太差，是自己的腦子不行，抗日戰爭中，中國的武器裝備比日本差很多，但是戰略戰術用的好，最後還是取得了勝利。新中國成立60多年了，為什麼還是有不少制度的問題（這個問題恐怕不單單是時間和思維能解決的），中國的許多法規政策邏輯不嚴密，表達不清晰，漏洞百出，用語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現在的中國，除了資源危機，人口危機，道德危機，傳統文化危機，經濟危機，更重要的是思維危機。（有些是思維問題，有些可能是背後的利益驅使）。思維能力的提高需要我們在教育上做功夫。
丁韙良認為中國人不善思辨是因為受到儒家思維的不良影響。中國教育厚古薄今。明恩溥說中國人不喜歡去思辨「為什麼」，缺乏對事物深層的探索精神，思維只停留在表面的「是什麼」，並且連「是什麼」也經常是含混不清的。德里達認為中國只有思想，沒有哲學（頓悟式的天才想法很多，但是缺乏深入和論證），中國思維的這種特點是中國統治者們最願意看到的（到現在也沒有看到有太大的變化）。
思維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習慣，習慣決定命運。
中國人的「四化」思維：
表面化：容易產生錯誤認識，它會使人愛慕虛榮，死要面子（我們的講面子是很厲害的，上至政府機構，下至平民個人，做了很多不明智又浪費的事情，還導致心情不好，人際關係出問題）。使人只注意把自己表面打扮漂亮，不注重內心的修養，以貌取人等等。迎賓小姐風氣之盛讓老外覺得是種浪費。
片面化：就像盲人摸祥的故事，看事情和問題的時候只看到一面，認識不到事物的多面性和多邊性，片面的就下結論。這樣也會導致極端化，看問題偏激，形成二元化的思維。有人反對茅於軾質疑的18億畝的耕地紅線的說法並說「不保護耕地，耕地就會被佔用，被浪費，沒有了耕地，中國人吃飯怎麼辦？」我想問的是：不設紅線難道耕地一下子就沒啦？（而後甚至有人還大罵，這就是後面說的情緒化）。
簡單化：就是推理能力不強，輕率地下結論。（想當然地就發表意見，我個人認為是大家說話、做決定之前缺乏嚴密地思考、推理和這種意識）。簡單化的推理常常是預先立場、先入為主造成的。
情緒化：就是缺乏理性，帶著情緒看問題。容易衝動，偏激，盲目，敏感，易怒，變化無常......
林語堂說中國人的思維女性化，情緒化就是女性化的一個表現。相比西方人，中國男人的思維也偏向女人，缺乏理性，過於敏感，認識世界常依賴直覺（恩恩），西方人和中國人說話要特別注意，一步小心就會弄傷了中國人脆弱的自尊心。（歐美的父親在他們兒子的小時候就有意識的鍛鍊這些男孩的勇氣，堅持，獨立，和理性分析，這是我們中國父親可以學習的。）敏感往往來源與自卑，有些被認為是辱華的電影可能並不是。「四化思維」的典型應該就是憤青了，他們一般有這幾個方面：思維的情緒化和非理性；思想偏激，主張採取極端措施；標榜愛國，有極端民族主義傾向。
原文：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E2NDI0MQ==&mid=200238071&idx=1&sn=650c6dbe3bb7d74509f09cd940bc9f20&scene=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上述行文的次序或可變化，但要素是不敢變的。
如唯不信，不妨查證一番，看看今天的中國文人究竟有多少人能夠運用自己的理論、自己的質疑，去自己思辨、懷疑、獨斷，並最後自己去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更希望今天所有的青年，都能認真反思一下自己的思維，立即給自己解套，真正從此解放自己，壯大自己，充實自己，使自己成為真正會思維的人。
思辨力不足對個體的影響：
①影響交流：對別人的觀點常常做出錯誤的理解和判斷，在同輩、上下級之間會產生誤會，影響生活和工作；不能在對別人個性的認識上，準確的瞭解和評價別人;影響表達，在表達觀點時，往往缺乏邏輯性、條理性、不能清除的表達自己的意思，分析問題不合邏輯，讓別人難以理解。
②影響決策：錯誤決策影響人的一生。
思辨力不足對群體的影響：國民的思維決定了國民的性格，中國人的許多劣根性就是因為思辨力不足造成的，它影響了科技的發展，中國古代的科技發達，現在卻很失敗，林語堂在《中國人》中說中國人的思維特點造成了中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萊布尼茲在《中國近事》中說：看來中國人缺乏心智的偉大之光，對證明的藝術一無所知。清政府老打敗仗，不是因為裝備太差，是自己的腦子不行，抗日戰爭中，中國的武器裝備比日本差很多，但是戰略戰術用的好，最後還是取得了勝利。新中國成立60多年了，為什麼還是有不少制度的問題（這個問題恐怕不單單是時間和思維能解決的），中國的許多法規政策邏輯不嚴密，表達不清晰，漏洞百出，用語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現在的中國，除了資源危機，人口危機，道德危機，傳統文化危機，經濟危機，更重要的是思維危機。（有些是思維問題，有些可能是背後的利益驅使）。思維能力的提高需要我們在教育上做功夫。
丁韙良認為中國人不善思辨是因為受到儒家思維的不良影響。中國教育厚古薄今。明恩溥說中國人不喜歡去思辨「為什麼」，缺乏對事物深層的探索精神，思維只停留在表面的「是什麼」，並且連「是什麼」也經常是含混不清的。德里達認為中國只有思想，沒有哲學（頓悟式的天才想法很多，但是缺乏深入和論證），中國思維的這種特點是中國統治者們最願意看到的（到現在也沒有看到有太大的變化）。
思維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習慣，習慣決定命運。
中國人的「四化」思維：
表面化：容易產生錯誤認識，它會使人愛慕虛榮，死要面子（我們的講面子是很厲害的，上至政府機構，下至平民個人，做了很多不明智又浪費的事情，還導致心情不好，人際關係出問題）。使人只注意把自己表面打扮漂亮，不注重內心的修養，以貌取人等等。迎賓小姐風氣之盛讓老外覺得是種浪費。
片面化：就像盲人摸祥的故事，看事情和問題的時候只看到一面，認識不到事物的多面性和多邊性，片面的就下結論。這樣也會導致極端化，看問題偏激，形成二元化的思維。有人反對茅於軾質疑的18億畝的耕地紅線的說法並說「不保護耕地，耕地就會被佔用，被浪費，沒有了耕地，中國人吃飯怎麼辦？」我想問的是：不設紅線難道耕地一下子就沒啦？（而後甚至有人還大罵，這就是後面說的情緒化）。
簡單化：就是推理能力不強，輕率地下結論。（想當然地就發表意見，我個人認為是大家說話、做決定之前缺乏嚴密地思考、推理和這種意識）。簡單化的推理常常是預先立場、先入為主造成的。
情緒化：就是缺乏理性，帶著情緒看問題。容易衝動，偏激，盲目，敏感，易怒，變化無常......
林語堂說中國人的思維女性化，情緒化就是女性化的一個表現。相比西方人，中國男人的思維也偏向女人，缺乏理性，過於敏感，認識世界常依賴直覺（恩恩），西方人和中國人說話要特別注意，一步小心就會弄傷了中國人脆弱的自尊心。（歐美的父親在他們兒子的小時候就有意識的鍛鍊這些男孩的勇氣，堅持，獨立，和理性分析，這是我們中國父親可以學習的。）敏感往往來源與自卑，有些被認為是辱華的電影可能並不是。「四化思維」的典型應該就是憤青了，他們一般有這幾個方面：思維的情緒化和非理性；思想偏激，主張採取極端措施；標榜愛國，有極端民族主義傾向。
原文：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E2NDI0MQ==&mid=200238071&idx=1&sn=650c6dbe3bb7d74509f09cd940bc9f20&scene=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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